宋人赵希鹄在《沿天清录集》中注：“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之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由此可知水盂乃盛储磨墨之用的盛水器。水盂，又称水丞，“丞”有辅佐之义，水丞意为书写时的一种辅助工具。盂，本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盛器，圆形敞口，腹不甚深。清人段玉裁认为盂乃“饮器也”。即贮水盛水之器物。考古资料中显示，汉墓中常见有一组小型器具出土，小型的盂、盘口壶、条形石砚板、圆钮方形石碾和墨丸一同出土。从器物形状与组合状态来判断，这显然为文房之器物。盂则多为施釉的陶瓷器，而条形砚板通常为青黑石质，这类组合偶尔有铜质和银质的。据考古资料表明，水盂的产生年代应不晚于汉代。

       水滴（砚滴）与水盂同为往砚台中注水的器具，功能相同而器形各异。就器形上来说，通常将有流的叫“水滴”或“水注”，无流敞口的叫“水盂”或“水丞”。《饮流斋说瓷》中云：“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砚滴的产生较水盂要晚些，它是为了解决水盂口大往砚台注水时不易控制流量而产生的。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类用于文房的砚滴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水注的改造缩小版。因为这两种文房器具的使用功能相同，所以人们常常将这两种不同形状的器具混为一谈。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来看，早期的水盂砚滴多为陶瓷质地，或鼓腹似罐，或为动物仿生形状，如熊、羊、鱼、蛙形状等等。釉色以青色褐色为主，偶有铜质鎏金的，异常精美。这类器形和工艺造形多见于六朝以前。唐宋时期，水盂砚滴的生产量开始加大，全国各地的窑口如越窑、铜官窑、耀州窑、官窑、钧窑、定窑、哥窑，龙泉窑等等，都有烧制。釉色由原来的青色褐色发展为蓝、绿，青、白、褐、黄、黑、三彩等多种。品种之富，产量之多，从市场的需求中可窥见当时人文之盛。

       明清两代瓷业高度发达，文化昌盛，艺术繁荣。水盂砚滴的品种更是争奇斗艳。在唐宋元时期的原色刻花印花基础上，青花是创烧的品种。继青花之后，如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及描金，各类釉色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图案包括了人物、动物、山水、花鸟、虫鱼及诗文警句。材质也由原来以陶瓷为主、以金属材料为辅的单调局面，发展到紫砂、晶玉、玛瑙、竹木、牙角及掐丝珐琅。无论在材质、工艺、图案、器形诸方面，都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水盂砚滴发展到明清，有一个现象颇值得关注，即砚滴生产数量相对减少，其图案与造型渐趋俚俗化、民间化。而水盂则大行其道，逐渐走向文人士大夫化。

       水盂是古代文人雅士书房中必备之物。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水盂砚滴虽大不盈握，盛水也不过几勺，却有积水成渊之雅趣与典故。除了其实用功能外，还是文人雅士追求悠闲雅趣生活的一种表现，也是修身养性、娱人愉己的一种雅境。“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几案之珍得以赏心悦目。”故而古代传统的文房四宝虽为笔墨纸砚，然而，水盂在文房中的作用则更不可缺少！

       海上知名水盂藏家陈玉堂先生就曾为水盂鸣不平，他认为将水盂排除在文房四宝之外实欠公允。陈先生有论：“砚为石，可炼金银，故为‘金’，纸以草木为原料，可属‘木’，墨乃松烟熏制而成，属于‘火’，笔之毫来自羊兔鼠狼，此畜皆以土安其身，故可属‘土’，唯‘四宝’缺‘水’，若以盂为‘水’，岂不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陈先生所言颇有道理。

       自北宋以来，鉴赏收藏已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的一部分。明清以降，收藏之热也渐渐走向专题化，或青铜，或陶瓷，或金石碑帖，或书画文玩，分门别类，异彩纷呈。

       白煦先生乃当代书坛名宿，人品儒雅，著述挥翰之余，尤喜鉴赏收藏，所见其藏书画、陶瓷、石雕铭刻、藏品累累，不胜列举。近年来白煦先生喜集文房专题，猶为喜爱水盂砚滴，专心致至，月累年积，渐成规模。其中晋青釉鸡首注、唐巩义窑三彩盂、宋青白釉童子执卷注、宋青釉卧牛注、金元酱釉兔形注、明初釉里红双系小口盂、明绿釉蛙形注、明黄釉鸽形注、清哥窑水盂等等，皆可谓珍品精品也。藏品年代上至汉晋，下至明清当代，材质包括竹木牙角、晶玉瓷铜，各地窑口，多种釉色及造形一应俱全，无论是种类、造形还是材质釉色，艳称集大成者不为过也。

       白煦先生将多年所藏水盂砚滴精品，集结出版，嘉惠士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乃君子之风也。应白先生之雅命，谨作序。

壬辰端午于鉴印山房

少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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